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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的总体特点也表现为分与合的统一。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为书也等等。（《周易正义》，卷首第5页）孔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然有从无出，理则包无。

今人或以为易之三义中不易所言者乃是易之不动之体，但无论是《易纬》《易赞》还是《周易正义》均将此不易解为君臣父子人伦不可更改之道。生生者，有其体，而动几必萌，以显诸仁。生生之谓易所展现出来的易不是那种同质化的永恒不变之物，而是在变化中经由阴阳交感而生生生不息的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状态。当然，易学家对生生之关注并不局限于此，推天道以明人事之特色决定了生生必须落实到人事当中，易一名而三义之说，将其对宇宙生化之理解最终落实到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之不易当中，而生生之谓易的理论经由宋明理学的发展，最终落实到了人性修养当中。《易纬》以汉代盛行的宇宙生化论为中心，坚持以易为本源的一本论，认为此易乃是万物之源，它通过阴阳二气之变易化生万物，万物之生化、人伦之秩序均由易而开出。

这样生生所展现的便是一种生而又生、相续不已的状态。这延续了宋明理学之天人性命一体贯通的思想特色，将天地生物之心和人之仁性相结合，将宇宙价值和生命价值高度统一起来。《晋书》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周敦颐让二程寻颜子所乐何事，其实质也是寻求一条能真正实现生命意义的道路。这些儒者无不是以仁义之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行动指南。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比如凉武王李玄盛在《述志赋》中曰：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

范仲淹以道为乐的生命信仰，不仅使其充实地度过了为学的艰苦岁月，更是维系了他兢兢业业而一波三折的一生[23]。该书载：孔子尝谓颜回曰：家贫居卑，何不仕乎？对曰：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

实际上，他们只有其形，而无其神。成事后，公山欣赏孔子的才能，欲重用孔子。固然从无伐善，无施劳[3]353之语中可知晓其政治理念，从孔子的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2]365之评价中亦可知其较高的修养，但并没有与乐联系起来。他日门人中绝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阳先生者，当又附此焉。

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2]465《雍也》载：贤哉，回也。[1]317到了40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道已不怀疑，正所谓四十不惑③。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庶几乎刊金石而无愧也。

敬承明诲，服我初素，弹琴咏典，以保年祚。即使这一段记载属于附会⑦，但鉴于范仲淹在当时的影响力，周敦颐受其影响也是正常的。

颜回也不会因为生活的贫困而影响其对道的追求。不过，孔子并没有被种种困境打倒，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事业，因此有鸟兽不可与同群。

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却表现得很沉稳，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显然，王阳明所选择的道路正是孔子、范仲淹及理学家们一直追求的道之路。[10]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对刑名与名教之治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如王弼说，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睹形见，物知避之。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3]232在此，既肯定了追求富裕、厌恶贫穷的合理人情，又指出了追求富贵时所要坚持的原则：以道求富。《资治通鉴》载：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

与此同时，孔子事业上的不顺遭到了许多隐士的无情嘲笑。三年后转到应天府学习，生活依然艰辛：感泣去之南都。

此语不只是说道的重要性，更是指出了生命的意义在于闻道，因此求道远远超越了物质上的追求，正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3]246。对范仲淹极为推崇的刘敞⑥也极力推崇此乐。

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周敦颐之所以能提出孔颜之乐的主题，应也与范仲淹有关系，因为范被贬润州时（1036年），通过僧寿涯他们两个人应有比较密切的交流，而后周敦颐受范仲淹影响。

这其实就是孔颜之乐的内涵，即把对道的学习与追求，内化为生命的信仰，而后又用于指导实践。[14]司马氏集团利用名教之名清除异己和以高压态势来对待士人的举措，促使了士人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名教进行了反思。同样的，在名士少有全者的严峻形势下，乐广仍然保留了对名教的信念。《论语》讲‘礼75次……讲‘仁却109次。

二程曾明言：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固然元康士人的放达源自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但从原因上说，此论恰是对三国以来刑名之术与异化名教的反动。

《述而》中的另则记载，表达出孔子同样的态度：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从理论上来说，裴抛出了崇有论。

因此，如何选择学术方向便成为汉以后士人面临的关键选择。在此，孔子虽然没有把求道与乐联系起来，但他有仁者乐山[2]408及不仁者不可以长处约，不可以长处乐[3]228之语。

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忠也是仁的内容，《子路》篇载：樊迟问仁。第二，与兵相比，名教才能给予士人更为长久的追求与信仰。

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11]43。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

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宋儒范仲淹也不因划粥断齑的辛苦而影响其求道。

在实践上，范仲淹名教之乐的思想直接塑造了一大批仁义之士，如富弼说：某昔初冠，识公海陵。孔子认为生命的意义或人生的目的就在求道，故有朝闻道，夕死可矣[3]244之论。